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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主 题： 文学家与苦命家--安怀音 已阅：2519 / 回复：1（楼主）

文学家与革命家  
　
　　刊于1923年10月1日《大北新报》副刊《杂俎》。

　　这篇万余字的论文是前一篇论文《文学与时势》的继续与发展。《文学与时势》侧重于作品思想的论述；该篇论文侧重于作家思想立场的论述，两篇论文论述的是同一个主题：时代需要革命，革命需要革命文学，要写革命文学，必须先作革命家。

　　文章首先指出，文学具有艺术感染力，能改造人的灵魂。作家应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写出对社会有益的好作品。

　　 其次，从唐代诗人诗作说明诗的优劣好坏是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分不开的。作者认为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脱离现实，不值得一读，一文不值。李白的《关山月》，杜甫的《兵车行》反映了社会现实，是真正的好诗。

　　 最后作者从当今中国社会现状说明当今的文学家必须是革命家。文章指出：中国今日是最黑暗的时代，是官僚压迫最深重的时代，中国已处于危如累卵，一发千钧，鬼怪阴森，朝不保夕的时候。中国今日实在非痛加改革不可。明白些说，中国今日非革命不可。不但污浊的政治要革命，便是一切吃人的礼教，无情的社会制度，各种各类，简直无一处不需要革命。如果不革命，则我四万万同胞，只有等死，或等着做亡国奴。中国需要革命，就需要有革命文学家。作者号召当今的文学家要向辛亥革命时代的革命诗人学习，向秋谨、陈敬岳、林广鹿等革命烈士学习；坚决反对徐枕亚、王纯根、汪静之之流专一写哀情小说、滑稽谈、情诗，“毒害人类，毒害社会”。

　　 文章最后说：“总括言之，文学家者，一时代，一民族之灵魂也。文学家之责任，非常之大。文学家是时代的造化者，文学家是民族的看护者，文学家应当无我，文学家应当无畏，文学家应有牺牲的精神，文学家应具有热情的心肠，文学家应与社会同化，文学家应与群众一体。是愁苦的社会，不可为风花雪月，穷快活的作品；是幸福的人生，不可为失意颓唐、无病呻吟的作品。所以就我们贵国今日情状而言，实实在在要有革命化的作品，不要有风花雪月的作品。我们作文字的时候，要用血写，要用泪写；用自己的血写，还算不得事，要用社会上的血写，用自己的泪写，还算不得事，要用群众的泪写。如此，方足以代表社会，方足以代表人生，方足以感动社会，方足以激发群众，方足以唤起人民的革命思潮，方足以使民国复兴，方足以贯彻我们革命主义，方足以使我们一般人都能得到幸福。国人呵，醒吧!我们文学界人醒吧!惨苦的阴森的寒夜，真不能再耐之呵!自由之钟呵，报晓之鸡呵；不是已经震动了大地吗?我们醒吧!大家一致努力罢，懦弱的我呵，谨当追随大家之后，作正义人道之先锋!”

　　作者：安怀音，湖北英山人，参加过辛亥革命。曾任《泰东日报》编辑。《盛京时报》大连版编辑。1922年7月《盛京时报》在哈尔滨设立分社，筹备出版《大北新报》，他来到哈尔滨，任《大北新报》副刊《杂俎》编辑。他在哈尔滨期间，积极从事新文学活动，提倡革命文学，带领哈尔滨的一些文学青年反对腐朽的旧文学，受到哈尔滨反动当局和旧文化人的仇视，被迫于1923年10月返回沈阳。回沈阳后出任《东三省民报》副刊主笔。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，《盛京时报》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，一面替日英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开脱罪责，一面用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的标语口号，反对人民反对日英的爱国运动。他接连发表文章抨击《盛京时报》的穆儒丐、王冷佛的亲日立场，甘当日本的帮凶。从而引起穆儒丐、王冷佛与他的一场激烈论战，轰动了全东北。

作者：安自启 （2012/10/6 13:20:36）   回复此贴
  回复:文学家与革命家--安怀音 第 1 楼

文学家与革命家
　
　　刊于1923年10月1日《大北新报》副刊《杂俎》。

　　这篇万余字的论文是前一篇论文《文学与时势》的继续与发展。《文学与时势》侧重于作品思想的论述；该篇论文侧重于作家思想立场的论述，两篇论文论述的是同一个主题：时代需要革命，革命需要革命文学，要写革命文学，必须先作革命家。

　　文章首先指出，文学具有艺术感染力，能改造人的灵魂。作家应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写出对社会有益的好作品。

　　 其次，从唐代诗人诗作说明诗的优劣好坏是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分不开的。作者认为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脱离现实，不值得一读，一文不值。李白的《关山月》，杜甫的《兵车行》反映了社会现实，是真正的好诗。

　　 最后作者从当今中国社会现状说明当今的文学家必须是革命家。文章指出：中国今日是最黑暗的时代，是官僚压迫最深重的时代，中国已处于危如累卵，一发千钧，鬼怪阴森，朝不保夕的时候。中国今日实在非痛加改革不可。明白些说，中国今日非革命不可。不但污浊的政治要革命，便是一切吃人的礼教，无情的社会制度，各种各类，简直无一处不需要革命。如果不革命，则我四万万同胞，只有等死，或等着做亡国奴。中国需要革命，就需要有革命文学家。作者号召当今的文学家要向辛亥革命时代的革命诗人学习，向秋谨、陈敬岳、林广鹿等革命烈士学习；坚决反对徐枕亚、王纯根、汪静之之流专一写哀情小说、滑稽谈、情诗，“毒害人类，毒害社会”。

　　 文章最后说：“总括言之，文学家者，一时代，一民族之灵魂也。文学家之责任，非常之大。文学家是时代的造化者，文学家是民族的看护者，文学家应当无我，文学家应当无畏，文学家应有牺牲的精神，文学家应具有热情的心肠，文学家应与社会同化，文学家应与群众一体。是愁苦的社会，不可为风花雪月，穷快活的作品；是幸福的人生，不可为失意颓唐、无病呻吟的作品。所以就我们贵国今日情状而言，实实在在要有革命化的作品，不要有风花雪月的作品。我们作文字的时候，要用血写，要用泪写；用自己的血写，还算不得事，要用社会上的血写，用自己的泪写，还算不得事，要用群众的泪写。如此，方足以代表社会，方足以代表人生，方足以感动社会，方足以激发群众，方足以唤起人民的革命思潮，方足以使民国复兴，方足以贯彻我们革命主义，方足以使我们一般人都能得到幸福。国人呵，醒吧!我们文学界人醒吧!惨苦的阴森的寒夜，真不能再耐之呵!自由之钟呵，报晓之鸡呵；不是已经震动了大地吗?我们醒吧!大家一致努力罢，懦弱的我呵，谨当追随大家之后，作正义人道之先锋!”

　　作者：淮阴，原名安怀音，湖北英山人，参加过辛亥革命。曾任《泰东日报》编辑。《盛京时报》大连版编辑。1922年7月《盛京时报》在哈尔滨设立分社，筹备出版《大北新报》，他来到哈尔滨，任《大北新报》副刊《杂俎》编辑。他在哈尔滨期间，积极从事新文学活动，提倡革命文学，带领哈尔滨的一些文学青年反对腐朽的旧文学，受到哈尔滨反动当局和旧文化人的仇视，被迫于1923年10月返回沈阳。回沈阳后出任《东三省民报》副刊主笔。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，《盛京时报》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，一面替日英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开脱罪责，一面用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的标语口号，反对人民反对日英的爱国运动。他接连发表文章抨击《盛京时报》的穆儒丐、王冷佛的亲日立场，甘当日本的帮凶。从而引起穆儒丐、王冷佛与他的一场激烈论战，轰动了全东北。


　 　
　


作者：安自启 （2012/10/6 13:28:02）   回复此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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